一些人认为，宋朝之所以军事孱弱，完全是因为五代十国时期石敬瑭把幽云十六州拱手让给了契丹，导致中原失去了重要的防线，从而无法有效抵御外敌的侵袭。如果当时中原还拥有幽云十六州，那么宋朝或许能够像强盛的汉朝、唐朝那样，建立一个强大的帝国。然而，笔者并不认同这种观点，因为宋朝面临北方持续被动打压的根本原因并非地理上的缺陷，而是深深扎根于国家的政策——“挥刀自宫”般的重文轻武国策。 丢掉幽云十六州后，中原政权的军力并不弱 失去幽云十六州，难道就意味着中原政权注定要成为契丹的任人宰割之地？这种想法实在是对历史的误解，甚至轻视了唐末中原政权的军力。 在石敬瑭割让幽云十六州后，契丹不仅得到土地和人民，更获得了当时先进的生产力，使得其综合国力得到了质的飞跃。但这并不意味着契丹在与中原的对抗中拥有压倒性优势。 以后晋为例。当石敬瑭去世后，他的儿子石重贵与契丹翻脸，双方关系急剧恶化。公元943年，后晋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自然灾害：春夏旱灾，秋冬水灾，蝗灾肆虐。史书中记载，后晋境内从关中到江淮、从燕云到草木皆尽，灾情极为严重，数十万百姓饿死、冻死。加上数十年的战乱，后晋国力已然虚弱。 在这种背景下，契丹趁机入侵，贝、恒、邢、沧等北方重镇纷纷告急，契丹兵锋直指太原、邺都。石重贵急忙求和，然而遭到拒绝，只能与契丹全面开战。然而，国力虚弱的后晋依然足够让契丹付出代价： 在马家口之战中，契丹军被后晋义成节度使李守贞打得狼狈不堪。契丹占领了黄河沿岸的马家口，并在周围修建营垒，派遣万名步兵驻守。李守贞率军到达后，发动进攻，契丹骑兵狼狈撤退，数千名步兵被击毙，渡河的契丹士兵更是几乎全军覆没，契丹军在惨状面前放声大哭，再也不敢轻易涉河东进。 紧接着，契丹主耶律德光与后晋皇帝石重贵在澶州展开对决，契丹精骑达数万。尽管晋军毫不畏惧，奋力反击，双方的战斗异常激烈，最后耶律德光不得不撤退。随后的几年里，双方多次交锋，互有胜负。最终，在945年的阳城之战中，后晋军成功击败了耶律德光，取得了阶段性胜利。 然而，长期的战争使得后晋的国力更加虚弱，而石重贵在大捷后并未及时反思，反而开始了奢侈腐化，政治渐渐混乱。公元946年，契丹再次入侵，后晋的高层逐渐崩溃，最终石重贵被俘，后晋灭亡。 尽管中原政权不断经历战乱，但其军力在五代十国时期仍然强盛，这一点从后晋、后汉和后周的军事表现中可见一斑。无论是后晋的精锐步兵，还是后汉、后周的强大骑兵，都能与契丹等外敌抗衡。 五代十国时期，中原政权为何如此强盛？ 五代十国时期，尽管华夏大地四分五裂，频繁更替的政权使得国力受到了极大削弱，但军力却依然异常强悍。后晋的名将李守贞，后汉的郭威，后周的柴荣等都展现了非凡的军事才能。即便是政权更替频繁的时期，地方节度使的军力依然能够与外敌一较高下。 这背后是一个几乎等同于军国主义的制度。李隆基时期的节度使制度，让地方军政一体化，节度使掌握巨大的资源调动权，推动了唐朝强大的军事实力。而这一制度，虽然让唐朝的军事力量在一段时期内达到顶峰，却也为安史之乱埋下了祸根，最终导致了唐朝的衰亡。 到了五代时期，尽管后晋、后汉、后周的政权多由武将篡位，但他们的政治家并没有足够的精力去调整这一局面。尤其是后晋时期，地方节度使的权力未得到有效限制，反而在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。 直到后周的柴荣上台，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改革军事制度。柴荣将大力强化中央禁军，使其超越地方军队的力量。这一改革使得后周在他在位期间，展现出强大的军事力量，甚至一度看到收复幽云十六州的希望。 然而，柴荣英年早逝，禁军的统帅赵匡胤篡位，最终建立了宋朝。
展开剩余29%宋朝的“挥刀自宫”与自废武功 赵匡胤与宋太宗赵光义深知武将拥兵自重给国家带来的巨大风险，因此他们通过一系列的制度改革，彻底改变了历代中原王朝依赖强大武力的传统。这种改革的核心，是重文轻武，推崇文官，削弱军人地位。 首先，宋朝中央的禁军制度发生了巨大变化，禁军被高度集中在皇帝身边，地方驻军的调动频繁，导致军队战斗力严重下降。同时，宋朝军人的待遇和地位远低于前朝，很多士兵不得不从事非军事活动，导致军力下降。 更致命的是，宋朝大力提高文人的地位和待遇。进士的录取人数大幅增加，文官的待遇极为优厚，甚至导致了政府财政的困难。为了让文人更有动力从政，宋朝还规定文官的爵位可以传给后代，这直接导致了几乎所有的社会精英都选择了从文，放弃了军事。 因此，宋朝虽然拥有强大的国土和人口，且经济实力与科技能力在逐渐恢复，但其军事力量的弱化，使得其在面对契丹、女真、西夏等民族的侵扰时，无法有效抵御，最终沦为被动挨打的局面。 宋朝的军事孱弱，归根结底，还是体制上的问题。重文轻武的政策让宋朝的军力逐渐削弱，而赵匡胤兄弟的改革虽然意图稳定国家，却没有真正解决“内忧外患”的根本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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